公法之债的债权人往往享有私法之债的债权人所没有的种种特权，例如公法之债产生争议或得不到履行时无需借助司法机关而自行实现其债权的强制执行权（自力救济），以及相对于私法之债的优先受偿权。发端于1919年德国《租税通则》第81条“税收债务关系说”的税收之债是公法之债的典型，世界各国在税法上规定滞纳金的理论根据也正基于此。

滞纳金是督促公法之债履行的手段而不是目的。由于滞纳金是以罚款的方式作出，因而有学者从行政处罚与行政强制执行的起因、当事人所承受的终法律效果、行为模式和行为性质的同一性指出两者属于同一范畴，在作用于行政事态时有某种从属性或补充作用。而行政法学界主流观点认为作为行政强制执行的执行罚不是行政处罚。虽然执行罚具有罚的外形与功能，两者都是使违法人承担新的义务；在执行罚不能迫使义务人履行义务时，终仍需与行政处罚一样，采取直接强制执行手段。

现实中屡屡出现的巨额滞纳金案例无疑是将手段作为目的，从而异化了滞纳金制度设置的初衷。可是，“在与刑事罚的关系上，执行罚的过错罚款数额必须与之均衡，这样的话，与刑事罚相比较，被认为抑制效果甚微”。170.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日本《行政执行法》被废止后执行罚制度的式微，仅在《防沙法》第36条中规定了执行罚制度，作为确保不履行作为义务的替代方法是刑事罚的广泛导入。

因此，中国人民银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37条的规定，即“行政机关不得滥用行政权力，制定含有排除、限制竞争内容的规定”。由于行政机关凭借的是其掌握的行政权力，而这种权力在市场上使其具有支配性的地位，行政垄断行为就是滥用这种支配地位限制竞争的行为，因而，应适用反垄断法上禁止支配力量滥用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