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裁性法律责任一般都以“一事不再罚”为原则，一次违法行为只惩罚一次；强制性法律责任的终目的在于义务的履行，因而执行罚可以多次适用，直至义务人履行义务为止。学界对于执行罚与行政处罚关系的分歧对于滞纳金性质的认定并无多大影响，关键在于滞纳金仅仅是确保公法之债得以履行的一种手段，当这种间接强制的手段失效之后应该是直接强制的及时介入，而不是“钓鱼执法”模式下行政机关对公法之债债务人财富的觊觎。

现实中屡屡出现的巨额滞纳金案例无疑是将手段作为目的，从而异化了滞纳金制度设置的初衷。可是，“在与刑事罚的关系上，执行罚的过错罚款数额必须与之均衡，这样的话，与刑事罚相比较，被认为抑制效果甚微”。170.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日本《行政执行法》被废止后执行罚制度的式微，仅在《防沙法》第36条中规定了执行罚制度，作为确保不履行作为义务的替代方法是刑事罚的广泛导入。

行政机关在当事人拒不履行法定义务时，并不自然地享有强制执行的权力，仍应视法律的具体规定判断自己能否实施强制执行。并且，从我国已经形成的强制执行制度可以十分明确地看出，行政强制执行是国家机关对不履行行政义务者所采取的强制手段，因而，行政强制执行权不是由行政机关所独享，事实上，司法机关享有绝大部分的行政强制执行权。“行政强制执行的‘行政’二字，并不意味着强制执行权属于行政机关，而是实现行政权的手段。”由此衍生出滞纳金的法定原则，即滞纳金的设定必须有法律（狭义上的法律）依据，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定的程序执行。

具体而言，中国人民银行的垄断行为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中的垄断定价行为，又称剥削性的滥用行为。由于我国目前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国家发改委三个部门分享反垄断执法权，而行政垄断及价格垄断行为的执法权由国家发改委行使，所以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司正式受理国内商业银行乱收费的反垄断调查申请就属于情理之中了。